第203节 再度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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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你觉得中国一定会赢吗？’，他惊奇地说道‘不是我们赢，难道是日本赢？’我再问他‘战争结束后，你想干什么？’他说‘这个问题没意义，我从来没想过。这场战争，我们肯定要死很多军人，我很有可能就是其中之一。既然随时会死，又何谈以后？’他显得非常达观洒脱。在三墩镇，最有分量的中官并非郑将军或黄将军，而是蒋介石大元帅的次子蒋纬国中校，他在这里担任什么联络员，我想采访他，但找不到他，郑将军告诉我，蒋纬国只在三个地方，要么在指挥部里参与军事会议，要么在伤兵医院里看望伤兵，要么在墓场。我急忙前去寻找，指挥部里没有，伤兵医院里的军医说他刚走，最后我在墓场找到了蒋纬国。墓场在镇南一片野地上，就是掩埋阵亡官兵遗体的地方。三墩镇战役实在太激烈了，双方都有大量军人阵亡，阵亡军人的遗体必须要稳妥地处理掉，此时是盛夏，上海这段时间又频频下雨，炎热潮湿的气候会让遗体很快腐烂开，如果放任不管，数以千计也许更多的军人遗体在战场上大面积地腐烂开，苍蝇如云、臭气冲天，必然导致瘟疫疾病的蔓延，到时候，传染病会成为战场上的第一杀手，成为交战双方的共同敌人，双方指挥官不可能让自己的士兵没有受伤倒下却生病倒下，另外，不管不顾战场上阵亡军人的遗体，这对军队的人心和士气都会造成很大的打击。处理遗体的办法有很多，中队选择的是土葬（不选择火化是因为没有足够的火葬场设备，运到后方既费力又耗时，遗体在半路上就会彻底腐烂，难度太大，如果把遗体露天堆起来烧，又太令人难以接受，埋掉是最合理的。至于日军在攻占上海后是否会对被安葬在上海境内的阵亡将士进行辱尸，蒋纬国等军官对此也没办法，估计应该不会，到时候都腐烂成沫了，日军应该不会那么“无聊”，毕竟挖出来还容易滋生病菌。），现场有很多平民志愿者在帮忙，他们戴着口罩和手套，神色庄严而肃穆，动作麻利而轻柔，一半志愿者负责整理阵亡军人的遗体，一半志愿者挖掘墓穴，大地上摆列开一片整整齐齐、密密麻麻的集体墓穴，震撼人心、壮烈无比。由于时间很紧张，遗体不早点入土为安会迅速腐烂，再加上条件有限，所以没有那么多的棺木，绝大部分阵亡军人都裹着一张席子就被埋葬了。能够裹着席子被埋葬的军人其实是幸运的，这说明他们的遗体是完整的或是基本完整的，‘基本完整’就是头部和躯体大致上保持完好，四肢没有了的也包括其中，很多军人遗体只有一颗头或一具没有头的身体，甚至还有的军人遗体被炸得稀烂。墓场附近除了一具具裹着席子、等待下葬的军人外，还有一个个被染红的、被泡在血水里的麻袋，里面装着的都是遗体粉碎的军人，他们只能被装在麻袋里。…我不知道日军那边是怎么处理他们阵亡人员的遗体的，毕竟我没办法去采访日军，可以肯定，日军没法土葬，他们并不拥有脚下的这片土地，后来知道，日军在他们控制区内挖掘了几个大型火葬坑，把阵亡人员遗体放在坑里焚烧，烧成的骨灰被装进骨灰罐里，最后用军舰运回国。…我看到蒋纬国蹲在墓场边地上，左手拿着一本非常厚的笔记本，右手拿着一支笔，他在抄录几份文件，身边另外还有一本同样非常厚的笔记本，我走过去，看到他在本子上写着密密麻麻的人名。我上前询问蒋纬国，他说他在记下自己部队里为国捐躯的军人的名字、所属部队番号以及他们的老家地址、家中亲人姓名等信息，‘为什么是两本笔记本？你已经写完一本了？’我问他，他摇头，他指了指他的那两本笔记本，‘一本是阵亡人员的名单，一本是受伤致残后退伍回家人员的名单，我不能把他们忘了’，他神色非常的真诚（蒋纬国记录的阵亡官兵和残疾官兵名单属于第918团、第128团、第813团、独立第8骑兵团、第10重炮团、第14重炮团这六支部队，都是他的“亲卫军”。）。我忍不住问蒋纬国‘已经有多少个名字了？’蒋纬国表情很伤感地道，‘到现在为止，阵亡12459人，残疾7386人’。我看着这位‘地位尊贵’的年轻人，忍不住对他产生了强烈的敬意，他其实就象征着中国的未来和希望，同时是无数中国爱国青年的一个缩影。”——这是斯诺和蒋纬国的第一次见面，后来，斯诺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我初次见到蒋纬国时，他在抄写他部下里阵亡和残疾官兵的姓名，神色忧郁、表情伤感，当时我判断他是一个性格多愁善感的人，后来我才知道，我的想法是多么的荒唐，这个蒋纬国在对待他同胞中国人时像一个‘善良的王子’，但对待日本人时却判若两人，完全变成了一个魔王。我真的非常怀疑蒋纬国是不是有人格分裂症。”

　　迅猛得犹如钢流铁水般的攻击虽然继续不断蚕食着日军的控制区，但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代价，日军毫无惧色，以狼虫虎豹般的反击来回击的进攻，双方死伤人数每小时都在节节攀升。当三墩镇只有第101联队时，经过一昼夜激战，攻取了三分之一镇区（这跟第101联队被斩首有着很大关系），但在第149联队抵达后，再经过一昼夜激战，进展却锐减一半，只夺取了不到六分之一的镇区，部队在镇子里举步维艰、裹足不前。斯诺等记者来三墩镇采访时想采访一下手里的日军俘虏，对此，黄维摊开手：“很抱歉，没有俘虏。”

　　“什么？没有俘虏？”记者们十分吃惊。

　　黄维点头：“是的，没有。”

　　“我们知道日军战斗意志非常顽强，非常难俘虏到，但难道连受伤后或昏迷后被抓的日军俘虏都没有吗？”有记者追问道。

　　黄维苦笑道：“我说了，没有，一个都没有。”

　　“为什么？”记者们继续追问。

　　黄维叹息道：“都杀红眼了，根本不可能抓俘虏，日军不会被我们俘虏，我们的将士们也没机会抓俘虏或者说不愿意抓俘虏。”

　　黄维说的是实情。杀红眼的两军官兵都不要俘虏，在战场上见到对方伤兵都射杀捅死，即便长官要求士兵把俘虏送给上级，士兵也会背地里杀掉俘虏，而倒地的伤兵也会拼死抵抗。对此，郑洞国、蒋纬国等军官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黄维是吩咐部队要抓俘虏的，一方面是他还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正统军人思想”，毕竟他刚从德国回来才两个月而已，另一方面是他希望能通过审问日军俘虏获知日军情报。结果，第128团、第813团、独立第8骑兵团一个都没有执行黄维的命令，倒是刚参战的第11师的某位团长遵照命令抓了五个日军俘虏，结果这位团长马上就遭到众同僚的冷嘲热讽，回过神来的这位团长后悔得恨不得从黄维手里把那五个日军俘虏抢回来亲手结果掉。当天晚上，那五个日军俘虏所在房间被“不明身份者”扔进去一颗手榴弹，五个俘虏全部被炸死毙命，黄维气急败坏地想追究，但根本就查不出来。

　　如果要评比“三墩镇战场上战斗意志最激烈的人”，日军第101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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